2022年5月11日,半岛电视台资深记者希琳·阿布·阿克利赫(Shireen Abu Akleh)在约旦河西岸的杰宁难民营报道以色列军队与巴勒斯坦人的冲突时头部中弹,不幸身亡。这一事件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与强烈谴责,并呼吁进行彻底、透明的调查。在此之前约一个月中,在以色列的多个城市中发生了数次事件,造成数十人伤亡。其中,在伯尼布莱克(Bnei Brak)及特拉维夫的袭击者均来自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大杰宁地区,这被认为是以色列安全部队在此地加强军事行动的背景。同时,这些搜查、抓捕与突袭行动又造成了双方更多的冲突与伤亡。人们或许会问,为何是此时?为何是杰宁?这些事件之间又有何千丝万缕的联系?

杰宁省位于约旦河西岸最北部,包括巴勒斯坦主要城市杰宁及其周边地区。历史上,杰宁既是贸易枢纽,也是战略要地。1950年,杰宁由约旦管辖;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占领了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领土,杰宁也由此被置于以色列的军事统治之下。1995年9月28日,巴以双方签署了《以色列-巴勒斯坦关于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临时协定》,即《奥斯陆第二项协定》,撤销了以色列军事政府及其行政公署。[1]以军开始从杰宁撤出,同年10月25日,巴勒斯坦警察进入杰宁城,并于11月全面接管。而在杰宁市的外沿则有一个建立于1953年,占地约0.42平方公里的难民营。[2]2002年4月,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以色列占领了被其称为“营地”的杰宁难民营,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至今刚好二十年。有分析人士认为,正是这一天“使杰宁成为了巴勒斯坦人抵抗的象征”,而过去几个月则“复兴了抵抗精神”、“回归其抵抗的根源”。[3]

“回归抵抗”是否意味着杰宁曾经偏移过这一路线?某种程度上而言,答案是肯定的。在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遭受重创后,杰宁面临着在安全、经济及社会治理进行全面重建的严峻挑战。2006年,哈马斯赢得选举并控制加沙地区,以美国和欧盟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则加大了在西岸地区对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支持,试图在西岸建立起“治理模范”。核心有二:第一,进行安全部门改革(Security Sector Reform),不仅包括对巴勒斯坦安全部队的结构调整、人员培训与武器升级,还加强了与以色列在安全方面的协调与合作,遏制哈马斯及的行动,打击犯罪活动,恢复公共秩序。第二,重振经济、改善民生以削弱哈马斯及其他军事组织的民意基础。杰宁是整个改革中的试点项目(Jenin Pilot Project)[4]与重要一环。2007年,杰宁北部的Jalameh检查站开放汽车通行;2008年以色列放开对以色列阿拉伯人的限制,以便他们自行进入杰宁进行商业活动;此外,还批准建设大量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工业区、污水处理系统及电力设施等。到2018年,杰宁逐步成为西岸最为平静与繁荣的城市之一,甚至被认为完成了从“烈士之都”到“商业之都”的关键转变。

在乐观者看来,杰宁的经济平稳发展,巴勒斯坦人的反抗被有效控制,以色列也逐步减少了军事存在,不同势力之间达成了微妙的平衡。然而一片欣欣向荣之中,不安也若隐若现,毕竟以色列的安全部队仍时不时突袭杰宁抓捕嫌疑人,不远处的检查站控制着他们的流动,而更多的巴勒斯坦人则在这样日常的占领之中等待“回归”。

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的巴以政策发生了带有戏剧色彩的转变:将美国大使馆搬至耶路撒冷,在巴勒斯坦难民回归权、以色列定居点及“两国方案”等议题上做争议表态,还一再削减或暂停对巴勒斯坦方面的相关援助——尽管已有安全官员警告此举可能会造成西岸安全环境的不断恶化。2020年1月,特朗普最终推出了被视作完全偏袒以色列的“世纪协议”,紧随其后的则是时任总理内亚尼亚胡宣称要吞并约旦河西岸30%领土的决定。作为回应,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宣布停止履行与美国及以色列达成的全部协议以及基于这些协议的相关义务,其中包括安全合作与协调。

长期以来,巴权力机构一直都饱受质疑和批评,其与以色列的安全协调即是原因之一。2014年阿拉伯政策与研究中心(Arab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Policy Studies)的一份的民意调查显示80%的巴勒斯坦人反对继续与以色列进行安全协调;[5]2022年约六成的巴勒斯坦人认为巴勒斯坦安全部队不愿与以色列军队发生冲突,更倾向于保持安全协调而不是保护其人民。[6]在公众眼中,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或许已经不是抵抗占领的领导者,反而是抵抗运动的破坏者。在法塔赫内部,签署奥斯陆协议的老一代领导者与逐渐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之间同样存在着分歧,甚至出现了一方谴责,另一方表示赞扬的场景。

停止与以色列的安全协调未能挽回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在西岸的权威及正逐渐失去的控制权。在杰宁,新冠疫情的爆发以及随之而来的封锁不仅对经济造成了巨大打击,民生艰难、不满情绪爆发,为极端思想与暴力行为提供了土壤;更重要的是,它还加剧了该地区的权力真空——巴勒斯坦安全部队需要投入更多精力进行防疫工作,而以色列军方也减少了在该地区的活动。这样的漏洞则被哈马斯、甚至更小更激进的组织填补。

对以色列而言,此次连续发生的本土事件造成了多人伤亡,是多年以来罕见的安全挑战。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以色列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增派部队杜绝更多袭击。以色列国防部对西岸地区增派12个营的兵力,其中包括了6个营的预备役部队,使其在该地区的总兵力达到了25个营。[7]其主要任务包括加强在杰宁、纳布卢斯、希伯伦等多个巴勒斯坦城市及村庄的军事行动,搜查并抓捕相关人员;在接缝区域(Seam Zone)巡逻,耗资数亿谢克以升级40公里的隔离墙,以防止巴勒斯坦人非法入境实施袭击。

第二,经济施压进行集体惩罚。特拉维夫案发生后,除在阿拉伯美国大学(Arab American University)的学生外,其他以色列阿拉伯人被禁止进入杰宁。考虑到以色列阿拉伯人占据杰宁整体购买力的70%左右,禁止其进入将会对杰宁经济造成极大打击,预计损失可达百万新谢克尔。[8]同时,商人及探亲人士也被拒绝进入以色列,仅巴勒斯坦劳工可凭许可证进入,相关检查也将更加严格。虽然这些政策后来被逐渐解除,但相关影响无法避免,也被认为是对于杰宁地区的集体惩罚。

总体来看,以色列保持着对于约旦河西岸的实际控制,其整体逻辑仍然是精准打击活跃分子,稳定震慑普通百姓。经济发展既是动荡的原因也是制衡的工具。有学者认为,这样对于单个恐怖行动的打击无法在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应当寻求大规模行动以从根本上打击其基础设施,从而加强以色列的威慑能力[9]——就像二十年前那样。如果最终遗憾地再次陷入某种“杰宁循环”,我们需要承认的是,各方实际上对其“开端”与“症结”心知肚明,它并非完全不可避免。

(作者:韩晓。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立场无关,文责自负。引用、转载请标明作者信息及文章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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